乔莎
长椅不属于我。因为我还没有“她”。
我倚在湖栏上，眯起眼，望着湖边闪烁的波光。那波光好似显而又逝、逝而又显的精灵，我下意识地要把它们数清：“一、二、三、四……”然而它们不断地交换着位置，衍化着，我数不清，一辈子数不清，那些在我心中涌动着的朦胧的意念。同这神秘的波光一样，也是永远数不清的。
忽然，在闪动的波光映衬下，出现了一只小船。它进入我视野的同时，也就闯进了我的心房。至今，我闭上眼，仍能栩栩如生地恢复出那傍晚的画面。不，不仅是画面，而且有声，那波波的浪拍船帮的声音，那确确实实是犹如银铃般的笑声……
划船的是个绝妙的姑娘。她两只细白的小手娇柔地握住桨柄，两条并着伸得直直的腿裹在深褐色的喇叭裤里，仰着明眸皓齿的小脸，爽朗地望着我，笑着。
我对她报之以微笑。对任何一种美丽、幽雅的事物，难道不应当都这样对待么？
“是你的吧？”她用下巴颏指着。在湖栏内侧的水泥岸沿上，失落着一本打开的书。
啊，那书是什么时候从我手里掉下去的？我弯下腰，要拾取那本书，而她却已经从船上站起身来，把书拿到手了。船因此大幅度地颠簸着。她快活地尖叫起来，这时一只船桨落到了水中，并且立即漂走了。她仰起头，娇嗔地对我嚷着：“都是你都是你……书我没收了！”
我翻过栏杆，望着漂走的船桨，正犹豫着，只听她命令说：“快帮帮我呀！”于是，我跳进了船中，小船仿佛就要散成碎片了。一阵猛烈的颠簸，她的两只小手不由得握住了我的左右胳膊，这时我才发现她把一头油黑的秀发扎成了一条“马尾巴”，那“马尾巴”随着小船的颠簸甩动着。
当我们终于在船上坐稳当、并且我设法将那漂走的桨弄回来以后，我们才平息了各自的喘息。我坐在划桨的位置上，她坐在船尾，抱着膝盖，夕阳在她的身后，给她俊俏的身姿勾了一道暗红的边，她头上飘逸出的发丝，全成了近乎透明的蜂蜜色，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上身那件柠檬黄的膨体纱毛衣，与周围景色是那么协调。
我那本书放在我俩之间的横隔木上，任晚风吹动着书页。那是一本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对它我是百读不厌。
“你是中文系的还是西语系的？”她问我。
“你怎么见得我是大学生？”我缓缓地拨动着船桨，把船儿划进垂到湖面的一笼柳枝中。
“这书上盖着你们学校图书馆的戳儿呀！”她得意地微笑着。她眼睛真尖，在刚才的混乱之中，她竟能看清书上的印章。
“这是我跟别人借的。”我告诉她，“我是个待业青年。”
“得了吧。”她那鲜红小巧的两片嘴唇生动地开合着，“谁也甭想蒙我，我会相面。”
她真行。我只好“从实招来”：“我是物理系的。你以为学物理的就不爱看小说吗？”
“我不那么认为。”她笑得多甜，多美，她的神情多么舒展迷人。“你才会瞎以为呢！你准以为我们学舞蹈的根本不知道谁是爱因斯坦。可是我就翻过他的《狭义相对论》，E=MC2，对吗？”
原来她是学舞蹈的。是呀，她怎么会是学别的呢？看，她那修长的双腿，她那袅娜的腰肢，她那富于表情而毫不显得做作的面容，她那纤纤素指和秀美灵活的脖颈，显然都是为奥杰塔，为吉赛尔，为葛蓓利亚……而存在的。我望着她，她在夕阳中融化了，随后她的身影飘飞在湖面上，浑身闪着乳白和柠檬黄之间的那么一种颜色。她头上别着闪着珠光的花环，身上是《天鹅湖》中的天鹅裙。她不时跃起，在空中变化着优美的造型，又不时落下，用足尖点着湖水，逗起梦一般神秘的涟漪……
“你想什么呢？”她的声音惊破了我的幻觉，我的视网膜上重新出现了她，她那毛线衣的高圈领里织有金线，使人联想到莲花瓣上的纹路，她真美。她评论我说：“你这人真爱冥思默想！”
冥思默想！我笑了。我喜欢她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
当交船上岸，并排坐到浓荫下的长椅上时，我已经成了她的哥哥。而她，成了我可爱的妹妹。
“我一个人在北京上学，连个亲戚也没有。”她望着自己那伸出去的、两只互相逗弄着的脚尖，真情地说，“在练习厅里练功，从大镜子里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就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姐姐，练习完了，她就会从镜子里走出来，跟我一块儿玩，给我温暖……可是她总也走不出来。现在多好呀，有了你……哥哥！”说到这儿，她扬起脸来，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定了我，又是恳求又是命令地说：“你可别欺侮我啊！”
“我会保护你的。”我说，“以后你放假，就到我家里来。我家住在三门大街。新分的一个单元。我爸爸的骨灰盒去年移到了八宝山，你明白了吧？我妈妈现在搞外事工作，她人很温和，她会喜欢你的。我姑妈也在上海。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梵王渡路，侬晓得哦？”她操着上海音告诉我，随即又恢复普通话，补充说：“解放后改名字了，叫万航渡路。上海翻译外国电影的影片厂就在我家那条街上。来北京以前，我常去那儿看外国电影。”
“真的吗？”
“不信你问我大姨好啦！”
“你大姨？”
“对。她叫李梓，你听说过吗？”
“当然，她给好多电影配过音。她的声音真好听！”
“是吗？可是你哪知道，她跟我妈妈吵嘴的时候，那个声音才叫难听呢！”
“吵嘴，为什么吵嘴呢？”
“还不是为了我。妈妈要给我买钢琴，她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她说我朝舞蹈方面发展，有录音机就够了。她总嫌我妈妈大手大脚，乱花钱。”
“你妈妈……她也是搞艺术的吗？”
“你这个人，查户口吗？”她笑吟吟地望着我，一点也不生气，“反正我得暂时保密。”
我们久久地在公园里漫步。有一只蝴蝶，长得并不好看，麻灰色的翅膀上有几个杏黄的圆斑，它不知怎地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伸手去抓，没有抓住。但那蝴蝶也真是怪，它总不远走高飞，而是挑逗般地在前方飞动着，有时定在空中扑腾翅膀，有时甚至飞转来又升上去，于是她便活泼地追捕着这只狡狯的蝴蝶，一会儿蹑手蹑脚，一会儿优美地弹跳起来，啊，那真是一套完整的舞步。但是转过一座假山，蝴蝶终于没有了踪影。她微微喘息着，用纤纤素指理着鬓边汗湿的头发，扬起柳叶般的双眉，苦笑着说：“瞧，又扑空了！”
不知为什么，她这苦笑竟使我格外动心。
夕阳收敛了余晖，整个公园顿时变得黝暗起来。我这才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
“呀，得去上晚自习了。”我对她说，“我还从没迟到过呢。你们也有晚自习吗？”
“当然。”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可是经常迟到。晚自习用来复习文化课。其实我们将来主要靠练功房里的成绩吃饭。文化课能及格就行了。”
“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文化修养也很重要啊。比如乌兰诺娃……”我随口说着。
“哥哥，你训我了！”她截断我的话说，“你跟欧阳竹一样，净爱训人！”
“谁是欧阳竹？”
“就是跟我一块从上海来的……去年舞校从上海考区一共只招了我们两个人。她跟我可不一样，她老是那么正经八百的样儿……”
“我也是正经八百的样儿吗？”
“有点。”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公园门口。
我这才想起来问她：“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乔莎。你能猜出这两个字吗？”
“《乔老爷上轿》的‘乔’……”
“干吗那么俗？‘乔治·桑’的‘乔’！”
“‘莎士比亚’的‘莎’，对吗？”
“对。哥哥，你呢？”
“我叫宗晓钟。你当然猜不出是哪三个字，干脆我告诉给你：‘祖宗’的‘宗’，对不起，这姓很俗；东方欲晓的‘晓’，‘闹钟’的‘钟’……”
“晓钟哥哥！我真高兴，认识了你！”
“我也一样。可是……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我会去找你的。”
“你下星期日就来吧。早点来。一早就来。你当然爱听音乐，我有好多录音带，我自己还做了音箱，听起来特别过瘾……”我把地址写给了她，“你不会不来的，是不？”
“我肯定去。”
出了公园，我送她上了公共汽车，望着渐远的车身，我心中有了一种充实感。
我没有去上晚自习。我又买票回到了我们坐过的那条长椅附近。长椅上坐着一对比我年龄要大得多的恋人。
我觉得那长椅应属于我。因为我已经有了“她”。
那天一早就下小雨。还有风，风把雨丝扯断，把雨点摔到我们六层楼的玻璃窗上。我想乔莎不一定会来了。可她要不来，我就定不下心看书。看不下《量子力学》，也看不下《安吉堡的磨工》。她来了，我就能定下心看书吗？想到这个问题，我望着玻璃窗上自己淡淡的面影，微笑了。
我走拢窗前，甚而打开窗子，朝下望。一阵风灌进来，把我桌上的书吹得噗噗响，把零星的雨点甩到我的脸上。楼下人行道上浮游着彩色的斑点，那是打伞或穿雨衣的人，间或也有拐进楼门的，但我无从判断他们里头有没有乔莎。我想乔莎一定是打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当打一把淡绿色的折叠伞。为什么这样的伞一直不来呢？
一直到这样的念头占了上风，我才关上窗子，回到桌边，想：下午天会晴的，她自然是天晴了才会来。看不下书，我就演算习题。习题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使你变得冷静，从抽象走向抽象，你就忘记了声音、色彩和感情。
敲门的声音使我惊跳起来，我几乎是冲过去把门打开了。果然是乔莎！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把她让进屋里的。直到她坐到沙发上，手中捧定我递给她的一杯杏仁麦乳精时，我才注意到她服饰上的变化，她穿着一身暗金色的灯芯绒衣裤，敞开的西装领里，露出墨黑的开司米毛衣，这回的毛衣是无领的，把她的面庞和脖颈衬托得格外雪白。她带来的伞撑开晾在门厅里，那不是折叠的，也不是淡绿的，而是一把小巧的橘红色的南式纸伞。我开始觉得淡绿色是不相宜的，在这雨天，唯有暖色才能给人带来乐趣。
“你怎么才来？”我对她说，“我妈妈一直等到九点。她九点半要参加会见日本的一个什么代表团，中午的宴会还要作陪，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说愿意见见你。”
“我也愿意见妈妈。哥哥，家里别的人，我都乐意见。”
“别的人没有了。我爸爸要活着多好！我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大学，她考到西安去了，放暑假才回来。我们家就这么简单。”
乔莎小口小口喝着杏仁麦乳精，转动着眼珠，打量着我的屋子。我把录音机接上音箱，放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给她听。
我们俩真像一对亲兄妹，真的！我骑在椅子上，把胳膊叠放在椅背，就那么望着她，径直望着她那双大而黑、清而亮的眼睛，跟她自自然然地聊了起来，从音乐聊到文学，从乔治·桑聊到海明威，从最近的文学期刊聊到旅游杂志，从我们听到的难以证实的国外见闻聊到确实见过的难以接受的现实阴暗面……
说到兴浓处，我滔滔不绝地议论着：“我们是幸运的。在祖国的这片大地上，我们算生活在上层的。我们有知识，有教养，并且，我们的前途有保障……”
“上层？”乔莎仿佛是瞪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垂下了眼帘，久久地没有抬起。
“啊，你别生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同代人，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还是那么样的欠缺……我们应当为他们做点什么，即便现在还做不成，今后能做的时候一定要做！”乔莎猛地抬起了眼睛，啊，她在怎样地望着我啊，那双眼睛仿佛是晴阳下的泉眼，涌荡着金色的波环。她感动地说：“晓钟哥哥，你的心真好、真好！”
我们不能总是坐着谈话。我请她参观我的藏书，我有两个新的玻璃书橱，橱里巧妙地排列着我心爱的文学书和专业书，并配置着一些雅致的工艺品：一座贝多芬的石膏像、一只造型奇特的白瓷天鹅、两个泥塑的傣族少女、一只妈妈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玻璃猫、一盒京剧脸谱……她仔细地欣赏着这一切，最后，她对两三本文学书爱不释手，娇羞地问我：“哥哥，借给我看看好吗？”
“妹妹看哥哥的书，还用得着说借吗？”
她把那三本书捧在胸前，甜甜地笑了。
然后她顺便翻检我的录音带，仔细地看我夹在盒盖里的小纸片，那些纸片上开列着曲目。
我为其中仅有的两盒俗气的流行曲磁带害臊了。人家古典芭蕾舞专业的学员，享受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教育啊！
“没有你需要的吧？也许，这盒小泽征尔指挥的贝多芬‘第五’……”
“我拿去听听吧。录的质量好吗？我那台9930低音感很强。”
“就是李梓阿姨也不反对你妈妈给你买的那台吗？”
“当然。”
“你应当让李梓阿姨给你录一段外国电影里的台词……”
“那当然。不过，她老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年轻的来干呢？”
“你也想进入电影界吗？”
“想？我已经进入了！”
“已经进入了？！”
“当然。我本来想马上告诉你，因为还没有正式开机器。你知道北影正在筹拍《孔雀公主》吗？”
“《孔雀公主》？知道知道！”
“你知道谁演公主、谁演王子吗？”
“嗯……”
“李秀明演公主。唐国强演王子。”
“你呢？”
“当然是配角。名字暂时对你保密。上个月导演来我们班上挑演员，看上了我和欧阳竹，我们去试了镜头。大前天来通知了，不要欧阳竹，要我……”
“当然应该要你。”
“为什么？你又没见过欧阳竹。”
“她太古板。”
“对了。人家不要古板的。前天我正式到了摄制组。十来天以后就开机器，先拍摄影棚里的戏，然后出外景……”
“嗬，我妹妹上银幕了，真了不起！”
“是了不起吗？”
“当然。”
“哥哥，你说我能演好吗？”
“怎么不能？你准能演好！”
她把书和录音带都搁到了一个小巧的淡褐色的手提包里。然后，坚决地告辞。
“外头还在下雨。你在我这儿吃面吧。我会做怪味面。”
“不。我还有事。我要去副导演家里。”
“你什么时候再来？”
“下星期日。”
“如果你不来呢？”
“如果我不能来，我就事先给你写信。”
“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
“别。我们是不准交男朋友的。学校里准会议论纷纷，说不定欧阳竹就要召集团支部会，训我。要是班主任知道，那就更不得了。”
“天哪！这种日子你还要熬多久？”
“三年。一千天。”
“对了，你去拍电影，学校就管不着你了。我去北影找你。”
“学校跟北影讲好了，没我的戏，我还回学校。我们的练功是一天也不能停的。所以，很难说我什么时候在学校，什么时候在电影厂。”
“你会累坏的。”
“不。”乔莎脸上又出现了一个迷人的苦笑，我只怕闲坏了，不怕累坏了。我忆起了上回在公园里，她没逮着蝴蝶时的那个苦笑。两个苦笑在我脑海里重叠到一起，变得酒一般令人陶醉。
她走了。我等着下个星期日。
听到敲门声，我就冲过去，“嗖”一下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个老太婆。我气冲冲地认出她是住在同一层上的邻居，仿佛还是个什么治保委员。
“这是你的信吧？”
我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便“砰”地撞上门，站在门背后，迫不及待地拆开了那封“寄自舞蹈学校”的信。
信是这样写的：
晓钟哥哥：
我星期日不能去找你了，因为我接到了妈妈的一封来信，妈妈不许我随便跟不认识的人来往。我想，至少得等到妈妈的下封信来了以后，我才能够再去找你。当然，我已经给妈妈寄去了一封长信，告诉她你是多么有修养、多么正派、多么好的一个哥哥。我想，她再来信时，一定会同意我跟你继续来往的。
祝你
快活！
妹妹乔莎
让她妈妈见鬼去吧！我咬住嘴唇，一口气冲下了楼。我没坐电梯，我是用前脚掌跑下楼的。我冲进了放公用电话的服务站，扑向了电话簿，很快便查到了我要打的电话，并且立即接通了。
“我找乔莎。”
“谁？”
“乔莎。”
“乔莎是谁？”
“你们那儿的学生。学古典芭蕾舞的。”
（“嘿，找乔莎的。你们班上有叫乔莎的吗？”
“谁？让我来接。”）
“我找乔莎。”
“乔莎？你哪儿的？”
“我是她哥哥。我有急事找她。”
“谁？”
“乔莎呀！乔莎在不在？”
“乔莎？……我们班没有叫乔莎的啊！”
“怎么没有？她是学古典芭蕾舞的。”
“古典芭蕾舞？我就是学这个的。我们这个专业没有叫乔莎的。”
“怎么没有？她是从上海考来的。去年他们上海一共来了两个，一个她，一个欧阳竹。”
“怎么回事？没有叫乔莎的，没有叫欧阳竹的。”
“她们是从上海来的。”
“我就是从上海考来的。我们才不止两个呢。我们里头没有叫这两个名字的。”
“你是几年级的？她们是一年级的，一年级还没上完……”
“现在只有一个年级，没有你要找的人。”
（“怎么回事？她们是学古典芭蕾舞的，三年制的专业……”
“三年制？我们是六年制啊，只有六年制，没有三年制……”）
（“怎么回事，甭跟他啰唆了！”
“他要找什么乔莎，咱们这儿没有什么乔莎。”
“找乔其纱请他去百货大楼……”）
“喂，我们这儿没有乔莎……”
对方把电话撂下了。
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这不可能。
我给北影打电话。我向总机要《孔雀公主》摄制组。这个摄制组果然没有休息。
“喂，我找乔莎。”
“您找谁？”
“乔莎。乔莎。乔莎。”
“您是哪儿？”
“我是你们摄制组演员的哥哥。我找乔莎。她是我妹妹。”
“乔莎？我们这儿没有乔莎。”
“没有乔莎？有的。她是学古典芭蕾舞的，你们请去配戏的。”
“我们这儿没有芭蕾舞演员。”
“请您问问。乔莎。她有个姨叫李梓，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李梓，李梓您总知道吧？”
“李梓跟我们没关系啊。你究竟找谁？”
“乔莎！”
“对不起，没这个人。”
我想把电话机砸烂。这不可能！我不能相信！不愿相信！不忍相信！
我一口气跑上六楼。我不坐电梯，我等不及。我开了门就扑向我的床铺。我把脸埋到枕头里。我把那封来信捏成一团。
待我稍微冷静一点以后，我就把那封信拍平，仔细地加以研究。
我忽然发现，邮戳上有“24支”的字样。我想起来，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现在就在24邮政支局工作。“24支”在西北城一带。那儿根本没有什么舞蹈学校。
妈妈照例不在家。我怔怔地坐着，满脑子是乔莎的各种印象。乔莎的“马尾巴”晃动着，她在对我笑。乔莎的纤纤素指翻动着《安吉堡的磨工》，她抬起一双秀媚的眼睛，望着我。乔莎打着橘红色的油纸小伞，在蒙蒙细雨中走着。乔莎在花径中扑蝴蝶，蝴蝶飞走了，她微微喘息着，苦笑，对我说：“瞧，又扑空了！”……
我听见有人敲门。准又是那个老太婆。门本来并没有关拢。来人已自己走来了。
“晓钟哥哥！”
我“腾”地站了起来。
的的确确，是乔莎。
“哥哥，你收到我昨天发的信了吗？”
“收到了。我正生气呢！”
“别生气，哥哥。我这不是来了吗！”
“既然打算来，干吗还写那样的信？”
“就不许我们有思想斗争吗？”
她满脸娇憨，我的心几乎要软下来了。
我们各自坐到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位置上。我审视着她。她又穿上了我们头一次见面时的衣着。我发现她的右颊上有小米粒大的一块红肿，这又使得我觉出她的面部轮廓并不那么和谐。
“哥哥，你怎么了？”
“我有点不舒服。真的。一早我就头痛。现在更厉害了。”
“你为什么不吃止痛片呢？”
“吃了。吃了也不顶用。”
“下次，我给你带点保管顶用的。”
“你能从哪儿弄到那么灵的药呢？从舞蹈学校的医务室吗？”
“我……”
“或者，从《孔雀公主》的摄制组吧？”
“当然……”
“可是，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无论是舞蹈学校还是《孔雀公主》摄制组，都没有一个名叫乔莎的人。”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同时估计着她会做出的反应。她会蹦起来吗？她会大声争辩？或者，她将仰头大笑？……
乔莎微微别过脸去，两眼闪闪地望着屋角的什么东西，静静地，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她显得很疲惫，仿佛演员刚刚回到后台。
这令我很惊异。更令我惊异的，是她终于慢慢地转过脸来，坦然地望着我，请求说：“哥哥，让我洗个脸，好吗？”
我不能拒绝。我把她带到厨房，指给她脸盆、香皂和毛巾，并且给她往脸盆里倒了热水。
她捋起毛线衣袖口，低下头，很仔细地洗了脸。洗完，她又请求说：“哥哥，有香脂吗？我想擦一点。”
我把妈妈平时用的一点化妆品指给她，她把两种香脂各挑出一点，在手心上揉匀，然后，张开双手，可怜巴巴地请求说：“有大点的镜子吗？”
我不想带她到妈妈的屋子里去，只有那里头才有带大镜子的立柜。我摇摇头，于是，她温驯地对着厨房水池上方的一面小圆镜子，非常细致地往脸上擦着香脂。我这才懂得，妇女为了美化自己，要付出那么多的心血。
回到我的房间，她坐到我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也像我那么反方向骑坐着。把两只手伸到脑后，解开了系住“马尾巴”的带小球球的环扣，换上从衣兜里掏出的一个橡皮筋，然后把“马尾巴”盘了起来。这样，从侧面望过去，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倩影。
她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交换了以往的位置。
我问她：“你的家真的在上海吗？”
她淡淡地说：“不。就在北京。”
“在北京西北城吧？”
她眉毛微微一扬：“不错。在新街口。”
她说了胡同的名字。
“那么，李梓呢？”
“我从电视上见过她。”
沉默。
我似乎不应当问得太多。毕竟她无须对我承担什么义务。是我主动把她邀请来的。
“你不该这样。”我想起了那个并不存在的欧阳竹，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并不存在的人仿佛就在我们旁边站着，而且我不能不随她的口吻来说话，“这是欺骗，是不道德的。”
她很平静。她站了起来。
“我该走了。原谅我吧，哥哥。”
我说不出话来。她还叫我“哥哥”！
在那条胡同中段，有几栋简易楼。
我打听出来了，她就住在那儿的简易楼里。
我是跟24支局的老同学打听的。我们一块在房山县插过队，我们的友谊是在土炕上用窝窝头凝结的。虽然我们好久没遇上，可还是一见如故。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一拍大腿，肯定地说：“什么乔莎！那丫头叫李月梅，她爸爸大概在外地一个什么勘测队工作，每月往家里写信，都使一样的印着单位名称的信封。我前一阵子管送信，常到她家楼前去，每回总是她出来接，板着个脸，接过信就扭身进楼。……”
真希望他说得不准。可是我一走到楼前，跟遇上的头一个胖大嫂打听李月梅，她便立刻指给了我：“她住那儿。”
那儿是二楼的东边。这楼真是名副其实的简易。赤裸裸的红砖墙，夹在墙中的没有扶手的楼梯，窄窄的楼道，矮矮的天花板，以及照例砸得稀烂的公用窗的窗玻璃，配以厨房和厕所的混合气息，使我产生了许多的感慨。这是多么简易的事：盖简易楼，让人们简易地生活。最好再训练出一种简易的思维，简易的感情，不过，那我就不会闯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之所以来，究竟是出于好奇，出于思想，出于对奇迹的期望，还是出于怜悯，出于捉弄，出于对不寻常经历的渴求，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敲门。
屋里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谁呀？”
门并没有关紧。我走了进去。我一眼便看到一位不算十分老的妇女，躺在床上，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满脸憔悴，惊疑地望着我。
“你是干什么来的？”
“我……我找姓李的……”
“啊，你是局里来的吧？”那妇女忽然满脸纹路都抖动起来，指着床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吧。你们早该来了。原来不是说上星期日来吗？我等呀，等呀，你们就是不来，我让月梅跟我一块等，死丫头她等到十点就又跑出去了……”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她激动起来，喉咙里咻咻地喘，拿起枕边的一叠用铁夹子夹住的信，晃动着，怨愤地说，“他每月来信，都说队里领导跟他打招呼了，只要这边调令一去，那边立刻就放。可是半年过去了，怎么样呢？你们局里连个屁也没放！”
我明白了一点。我看见她下肢是瘫痪的，这可怜的人！而且我判断出她就是李月梅的母亲，因为尽管她是这样地潦倒，而李月梅是那般的妩媚，她们俩人在轮廓、神韵上却有着那么多的相同之处。
正当我要把事情向她挑明的时候，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一个衣着邋遢的姑娘，她脸上的皮肤显得粗糙，头发蓬松，一手提着半网兜切面，一手托着半碗黄酱。
一对望，我们两个就都僵住了。
现在我确信世界上并没有乔莎，那不过是一个被表演得很好的角色而已。
李月梅把网兜和酱碗往饭桌上重重地一撂，瞪着眼问我：“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答不出。那瘫痪的母亲用拳头连连捶着床帮，呼哧呼哧地喘着，表示着她的愤怒。可是李月梅看也没看她，就把我拉进了里间屋。
那实际是半间屋。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破旧的床头柜，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只木凳，此外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仔细一望，就看出在固定于两墙之间的铁丝上，挂着三个衣裳架，衣架上是我所熟悉的两件毛线衣和一件灯芯绒上装。两双显然是上街时才穿的鞋，一双半高跟的皮凉鞋，一双灰色的细工布鞋，掸刷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衣架之下。我在她床前的桌上看见了我那三本小说，还有那盘等待着放到三洋牌9930收录机里转动的录音带。
见我的目光仍在屋中搜录着，她便爆发般地把床褥子一掀——“看吧！”——床褥子下面压着那条灯芯绒的喇叭口裤；又弯腰把床头柜狠命地打开——“瞧呀！”——那里头搁着那个淡褐色的考究的手提包；然后，她又转身猛地朝屋角一指——“看呀！”——那儿靠着我看见过的那把红油纸伞。
我痛心地闭上了眼睛。待我再睁开时，她已坐到床上，双手撑着床铺，望着屋角，撇着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这不好，听我说，这不好……”我站在她面前，喃喃地说。
她的神态和语言都恢复了她的本色，她瞟了我一眼，耸耸肩，恶狠狠地说：“有他妈什么不好？我爹调不回来，我妈瘫着，我待业，要我怎么个好法？！”
“人总得有志气，得能够经受住生活的磨炼……你可以自学……”
“谁不自学？！”她跳起来，拉开两屉桌的抽屉，掏出里面的书本，扔到床铺上。我看出里面有英语广播讲座的课本，有《青年自学丛书》中的几种，有一些写了字的本册……她捂住脸，仿佛在哭泣：“太难了！我学不会！没人辅导！没人帮忙！没人要我！学了有什么用？！……”
“可无论如何你也不该跑到社会上骗人……”
她把捂住脸的手挪开，脸上闪着泪光，圆睁着眼睛反问我：“我骗你什么了？！嗯？！”
“我不是说你骗了钱财，我是说，你不该装成你不是的那种人……”
“依你说，我该当一辈子什么人？凭什么我就不能当你不许我当的那种人？……”她紧攥着双拳，眉毛和嘴唇都痛苦地扭动着。
“一个人，总要懂得自爱……”我尽可能用柔和的口气，去打动她的心。
她猛地跳了起来，拼足全身气力反驳我说：“自爱？哼，我倒是自己爱自己。可是谁爱我呢？你自己说过你算是‘上层’的，你只爱跟你同一层的小姐乔莎，你发现我不过是简易楼里的李月梅，你就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别恶心我了，你跑到这儿来调查我，抖我的老底儿，伤我的自尊心，你缺大德了！你还配来训我！”
她一下子冲到桌前，把桌上的书和录音带擂到我手里，脸上的肌肉抖动着，厉声地指着门外，对我嚷：“滚！你给我滚！我没有请你来！你出去！”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出那简易楼的，留在我耳畔的，是李月梅的哭骂声和她母亲尖厉的**声……
湖里的波光，竟还是那般粼粼。湖畔的长椅，竟时常虚席以待。可是那波光和长椅都不属于我了，因为我失去了乔莎。
大考结束了。我考得不错。暑假已经开始。我天天跑到公园来划船。
我把船划到湖心，然后，仰靠在船尾上，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天上缓缓变化的云朵，冥思默想——对，冥思默想。
有时候，天上的云朵裂开了口子，玫瑰色和金色的光束从口子里射出，使湖上到处跳动着活泼的光斑。沐浴在这样的光氛里，我的心就变得非常宽容，非常温柔。
这时候，我的信念就格外坚定：我原谅一切应当原谅的，我为一切与我有关的虚伪和庸俗而自责，我要为改变一切应当改变的而努力。
1980年6月9日
写于北京垂杨柳
(https://www.mxgbqg.com/book/18138667/31749759.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mxgbqg.com。梦想文学网手机版阅读网址：m.mxgbq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