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一株合欢树
从窗缝泻入司机老赵和公务员胡婶的逗笑声。这说明爸爸在家。
爸爸一定是清晨才回来的。可以想见他的倦容。此刻，他或许已经进入浴后小憩了吧？
爸爸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消息业已在刚才电台的新闻广播中报道。我是为了对表才打开床头柜上的收录两用机的。没有听完报道我便改放录音，我翻了个身，使自己枕得更舒服些，一边听着德彪西的象征派音乐，一边继续看手中的小说。
我听见屋门响一下。谁这么讨厌？我不想起床，不想洗漱，不想吃早点，当然更不想听妈妈或者别的什么人的唠叨。
我听见一声呼唤。这声音令我诧异。我本能地把手中的小说塞到了枕头底下，转身坐了起来。
进来的是爸爸。他穿着银灰色的对襟毛线衣，拖着草编拖鞋，大约刚刚刮过脸，他身上发散着一股清爽的剃须膏的味道。
他坐到我床边的电镀折椅上，把录音机的放音量旋小些，问我：“这是什么音乐？”
“法国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的‘海的素描’。”我告诉他。一边镇静地穿着衣服。
他便又把音量调大些，谛听了一阵，微笑着说：“这就是***咒骂过的德彪西吗？啊，‘海的素描’……”
在我站起来穿裤子的当口，爸爸从枕下翻出了那本我从他书柜里偷出来的《金瓶梅》。
我注意观察着他的表情，“先发制人”地说：“我二十三岁了，爸。该让我懂得世界上的一切了。”
爸爸摩挲着书皮，犹豫地说：“可是这本书，你们青年人……”
“我们青年人并不都是一种状态，一个水平，”我截断他的话，冲动地说，“您以为我是为了琢磨那些‘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九字’的地方，才来读这本书的吗？”
我以粗鲁的动作穿上毛线衣，准备同爸爸辩论到底。但是他拍着书皮，回忆了一下，蔼然地说：“我偷看《金瓶梅》的时候，比你还小一岁。”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金瓶梅》又塞回到了我的枕下。我忍不住微笑了。心里顿觉松弛了许多。
“你每个星期日，都是这时候才起床吗？”爸爸站起来，替我打开窗户。一股润泽的早春气息扑进了屋来。
我乐于在这一点上做自我批评：“如果没有人来叫，那就比这还要晚。”
爸爸严厉地望了我一眼，我赶紧跑到盥洗室洗漱去了。
洗漱既毕，回到屋里，只见爸爸依然站在窗前。他双手背后，望着窗外什么地方——也许是院东那几竿绿竹——并不转过身来，问我道：“今天你是怎么安排的？要温**学里的功课，还是要去会你的朋友？”
我回答说：“都可以安排。也可以都不安排。”
爸爸转过了身来，平静地嘱咐我说：“那好。上午你陪我出去转转，下午再温习功课。”
我颇为吃惊，一霎时无以应对。
爸爸让老赵把小轿车停在了一条小街街口的空地上。老赵什么都没有问，这当然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何必沉不住气。
“陪我散散步吧。”爸爸只说了这么一句，便领着我款步朝小街里面走去。
这是一条很僻静落寞的小街。弯了几弯，出得小街，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原来呈现出一片湖水。我很惊异于湖冰融化得这么早。湖边的铁栏不大完整，一般粗的白杨树环湖而立，几只麻雀啁啾着追逐于尚未发芽的树杈间，晴朗的灰蓝色天空，倒映于还浮着残冰的湖水中。远处的铁栏边有几个人在垂钓，近处的湖岸上有几个儿童在放最简易的“屁股帘”风筝。一阵抖空竹嗡嗡声传来，夹杂着几声爆竹响。
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气氛是恬静的，但是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带我到这里来散步，因为倘若他图的仅仅是清新恬静，他尽可以让老赵把我们送到玉皇山一类的地方去。
我望着爸爸仪表堂堂的侧影，默默思索着。我前一阵看了不少新出现的文艺作品。有许多作品试图刻画和我爸爸级别相同或稍高稍低的干部形象。而我看了总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些角色或者被表现为离开小轿车就活不下去，或者被表现为硬要同普通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因此我总有一种看“卡通片”的感觉。事实上像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角色。昨夜他还在某个神圣的地方开会，那可能是近二十四小时内世界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今天上午他却来到这最平庸的地方散步，并且带着同他隔膜甚深的儿子。
我在爸爸左侧稍后的部位上与他持保着同速，同时轻轻用口哨吹着《让雨把我淋湿》，心中发誓绝不头一个开口。
到底还是爸爸首先同我讲了话。他的话很怪，我听见他问我：“这一向你晚上睡得好吗？做梦不做梦呀？”
我怀疑这问话里潜藏着某种深意，考虑了一下，才慎重地回答说：“我一般都是‘黑甜一觉’，偶尔也做梦，可是一睁眼，就把梦全忘光了。”
爸爸走近湖边铁栏，朝对岸眺望着。对岸的天际轮廓线是一座新建的高楼和一片灰瓦旧房勾出的“凸”字形，并不怎么爽目。
爸爸并不看着我，盘问说：“你妈妈告诉我，你谈上恋爱了。那女孩子果真比丹丽强么？”
丹丽是爸爸妈妈老战友耿伯伯的女儿，我们俩同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同耿伯伯耿伯母带着我俩游故宫，进了太和殿，我和丹丽高兴地在光滑洁净的青砖地上各翻了一个筋斗，两家的家长都笑弯了腰，耿伯伯望着金漆宝座说：“退回四十多年，你们这样大闹金銮殿，是要杀头的哇……”说完又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同丹丽嚷着：“谁敢杀我们的头！”又各自翻了一个筋斗……
我们俩小学一直在一个班。没等上到小学毕业就赶上了“大革命”。耿伯伯在“大革命”还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畏罪自杀”了，耿伯母打人了不许回家的“劳改队”，有一段时间丹丽就住在我家，我妈妈总算每天能从“牛棚”回来，眼里挂着血丝，照料我们一下……
但是这一切都像一场已经过去的噩梦。如今的丹丽，女式军装敞开的衣领里露出鹅黄色带黑花纹的毛线衣，她已经是一名作风泼辣的见习军医，衣兜里总揣着听诊器，到了我家，妈妈总是百依百顺地任她听了前胸听后背，迷信于她那些一套一套的医学术语。妈妈也曾建议她给我听听心肺，她便命令我撩起衣服，我给了她一句难堪的话，她便举着拳头咯咯咯地笑着绕桌子追我……
爸爸妈妈，加上耿伯母，自然都希望我们能恋爱、结婚。我不知道丹丽对我的“抗议”和嘲笑里是不是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必须这样回答爸爸：“她不一定比得上丹丽。我愿意和丹丽做一辈子朋友，却不愿意和丹丽结婚。我不爱丹丽，我爱她。”
爸爸双臂张开，扶住湖栏，依旧朝对岸眺望着，继续问我：“这个‘她’什么地方打动了你呢？你该不是一时的冲动吧？”
我眼前浮现出了“她”的面影，她的家庭和本人身份都比丹丽低微，她同我的感情是在农村插队时潜伏、在上大学后萌发的。尽管校领导用了许多愚笨的办法来禁止同学们谈恋爱，像我和她这样的恋人却班班皆有。其实恋爱是不应也不能禁止的，应当禁止的是荒废学业，而明智的恋人是不会因恋情而放弃事业上的奋进的。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懂这个。他应当比我们大学里的那些冬烘先生们高明一点。
对于爸爸的提问，我本想做出否定性的回答，我的性格却促使我偏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我也说不清‘她’哪点儿打动了我。我爱她，纯粹是出于一种冲动。”
爸爸把脸转向了我，微眯着眼，深入到斑白鬓角的鱼尾纹抖动着。我万没想到，他对我的话是这样的反应：“你真爱她就好。人年轻的时候，这种冲动很难避免。”
我们继续散步。湖边的树木都还没有抽芽。赤裸裸的枝丫使各种不同的树木看起来那么相似，有如雷同化的电影般令人生厌。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对眼前那些没有叶片的树木充满了辨认的兴趣。“这是一棵槐树，唔，国槐；这是一棵歪脖柳，它怕有一百岁了；那边那棵是什么树？你认认，认得出吗？”
爸爸所指的，是一株立于沿湖小院院门的树。这株树有水桶般粗，不甚高大，树冠上的分权长而平直。
“是臭椿吧。”我漫不经心地说。
“不。”爸爸用手掌抚着下巴，认真地辨认着，终于肯定地说，“对了——这是一棵合欢树，又叫马缨花树。到了夏天，它的叶子昼张夜合，能开出马缨般的花儿，又红又香……”
我懒洋洋地在他身后站着，等着他往前继续散步。可是爸爸看完树又看那陈旧而整洁的小小院门，看完院门又看那青瓦灰墙的住房后身，最后目光集注到墙上桌面般大的玻璃窗上，那是老式的嵌死了不能开启的玻璃窗，因为临街，所以有个木头盖板，现在是白天，那木头盖板用一根木棍斜撑着，以使阳光泻入窗内。玻璃擦得很亮，因而可以清晰地看出屋里窗台上摆放的一盆蟹爪莲，肥厚的洋红花朵成圈下垂着，传达出一种小康的家庭气氛。
“来，我们进去——你不口渴吗？我们去要杯水喝。”
我很惊异爸爸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提议——并且会有这样的行动！他已经迈步走向了小院。
我跟着他。
小院静悄悄。这里的居民大约并不在星期日这天休息。也不见儿童们在院中嬉戏。
爸爸敲着南屋的门。那便是有后窗对着湖边通道的屋子。
门开了，主人把我们让了进去。这位主人是个满脸皱纹但衣着很整洁的老太婆。这种老太婆几乎每一个胡同小院里都有，我懒得仔细打量这种既俗气又难看的角色。爸爸倒似乎在很仔细地打量她。
“您二位打电话？”老太婆淡然地问。
爸爸和我这才注意到进门的屋角有一张小杌子，上头放着一台电话机，电话机上方挂着个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些号码和难以认清的草字。啊，这家管着传呼电话，对，院门上原钉得有“公用电话”的黄牌牌，我们刚才没有注意。
“对。我打个电话。”我忽然心血来潮，走到电话跟前，想了想，便给不是丹丽的那个“她”挂了个电话。她那边的也是传呼电话，就在她家隔壁，我听得见接电话的人在尖声叫她。
在我拨电话的当口，爸爸已经同老太婆坐到折叠圆桌两边谈起话来。“她”来接电话了，我顾不得听爸爸和老太婆是怎么攀谈的，只顾同她对话。我们头天才见过面，所以除了废话实在没有什么好谈，但我们却又舍不得很快撂下话筒。
世界上没有打不完的电话。我终于搁回了话筒，掏出四分钱来，投入了电话机旁的小木箱中。
待我回转身时，我不免稍稍有些吃惊，我发现爸爸和那老太婆的神色都有点异样。他们双方似乎都在竭尽全力地观察对方。老太婆固然是出于好奇和警惕，从爸爸的穿着和风度上，她大约已经得出了正确的判断：这是一位“微服出行”的高级干部。她有点手忙脚乱地给爸爸斟着热茶。爸爸可能是长期没有这样地深入到一个最平凡的市民家庭了，他对老太婆和整间屋子的考究兴趣未免显得有点过分。
我在一旁静听他们的谈话。开头，我认为那都是些例行的套话。无非是爸爸问她在这儿住了多少年？家里几口人？房子够不够住？生活上怎么样？……老太婆的回答勾勒出了一个北京最平凡的市民家庭的毫无浪漫气息的变迁：当她还是一个“丫头片子”的时候，她家就住在这儿了。她父亲是个厨子，母亲是个摆小摊的小贩。当生活把她推到家庭的中心位置时，这里外两间小屋曾经住过八口人：瘫痪在床的父亲，精神失常的母亲，她和掏粪为业的丈夫，她们的两个儿子，她的尚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那时候里外屋的多一半都被铺板填塞着，几层关系的八口人就那么混沌地在铺板上吃饭、睡觉、吵架、嬉笑……新中国的成立确确实实给这个市民家庭带来了恩惠：她的老父老母寿终正寝，后事办得不错；弟妹长大成人各有工作，迁出另过了；虽然他们又陆续添了一儿一女，但合家六口人关系不那么复杂，住得松快些，手头也富裕些了。
北京的市民家庭有一种古怪的习惯，他们不将家庭照片存放在照相簿中，而是用很大的镜框，将大大小小的照片密密麻麻地陈列于墙上，作为一种同年画配套的装饰。老太婆说话当中，便指点着镜框中的照片，请爸爸和我去观看。镜框中最大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女主人和一位高颧骨、眯缝眼的老头端坐当中，后面拱卫着年龄不等的三男一女。老太婆指着照片上的大儿子骄傲地说：“我们老大解放前满世界捡煤渣，连条不露腚的裤子都没穿过；解放后托共产党的福，上了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分到东北的矿上当技术员，头年给提了工程师。如今媳妇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住着楼房，独门独户的单元，比我们这儿强多了。”接着又介绍老二：“上的师范，毕业以后分到门头沟教书，有了对象，不常来家。”又指指最小的闺女说：“头年中学毕的业，待分配呢。在家腻烦了小半年，要不是走我老伴他们清洁队的后门，如今还当不上基建队的临时工呢，虽说是个闺女，在家粗活没少干，这整天地和泥她还顶得住。”我见她唯独不介绍那看去同我年龄相仿的老三，不禁指着相片问道：“他呢？”
老太婆脸色一暗，嘴角边的皱纹抖了几抖，叹了口气说：“实不瞒你们，他在天堂河农场。进去快四年了。”我当然知道天堂河农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进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字眼。可是爸爸遇上这种情况却比我迟钝多了。他没明白老太婆的意思，追问着：“他在那儿干得怎么样？安心吗？”
老太婆瘪瘪嘴说：“不安心又怎么着？判的五年，还有一年的熬头呢。”
爸爸这才明白了这位老三的命运。他询问老三“进去”的缘由。老太婆坐回到椅子上，絮絮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怨谁。他没赶上他大哥那样的好日子：系着红领巾，戴着青年团的牌牌，正经八百地念书知理……他懂事没多久就遇上了‘史无前例’，学校里不上课，时兴把痰盂扣到老师们头上，学生斗先生，左邻右舍有被扫地出门的，有被捆到树上挨揍的，这门外湖边时不时有投水自尽的……我们老三也就把人命看轻贱了，动不动就伸长脖子，瞪着眼骂人，一句话不合适，就敢舞刀使棒。我和他老子说他他不听，大哥二哥劝他他不改，妹妹见他犯狂就知道呜呜地哭……果不其然，有天他出去晃荡再没回来，公安局通知我们，把他给铐走了——他跟几个哥儿们在公园里胡闹，也不为个什么新仇旧恨，不过是人家挤了他们一下，他们就动刀子捅人，把人家捅了个重伤……唉，这些事就甭提啦。我也不明白，解放后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干吗非搞个‘史无前例’。我盼我的儿女都能像老大老二一样，成个栋梁，谁曾想老三折进了天堂河，老疙瘩毕了业又没处安置……”
爸爸认真地听着老太婆的倾诉，眉心挤出了个“川”字。他眼里似乎流动着一种思考的波光。我可是没觉得有啥稀奇。这类的家庭我早有接触，我知道许多比这老太婆讲述的更具戏剧性的家庭轶闻。
爸爸站了起来，仔细地环顾着屋中的家具陈设，亲切地问：“你们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吧？”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虽说如今涨价的东西真不少，我们也还算过得乐乐呵呵。您请进里屋看看……”我和爸爸随着老太婆进了里屋，里屋比外屋小，但家具陈设要好得多。老太婆自豪地指着小衣柜上的九英寸电视机，告诉我们：“这不，大号的新电视我们买不起，人家买了大号的新电视，这小的就转让给我们了，还少收了二十块钱。如今我们也能看个电视了，我最爱看评戏和相声……”我注意到那电视机上苫着自家用钩针精心钩出的镂花织物，显然，这是她家最昂贵的物品之一，代表着她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
爸爸开始告辞了。首先为老太婆的热茶致谢。老太婆注视着爸爸，眼里不知为什么忽然增添了一种狡黠的闪光，我听见她问爸爸：“您常到我们这湖边遛弯儿吧？”
爸爸回避着老太婆那过于好奇的眼光，含糊地说：“过去常来，如今工作太忙，顾不上了……好，打扰您了，回见！”
趁把我们送出小院的当口，老太婆以“机会难得，不可失之交臂”的气概，提高音量对爸爸说：“同志，您准是在大机关办公的主儿，您给我们成全一下——这湖边的铁栏杆坏了好多，豁着大口子，夏天一下暴雨，能把人滑到湖里淹死，我们提了好几年意见也没见来人修理。解放的头几年，把这儿的烂水泡子淘净，装铁栏杆连栽白杨树，归里包堆三月就完事了，那时候多利落！如今铁栏杆坏了好几年也修不起来，您说像话吗？您给使使劲，催他们快来修理！”
爸爸点着头：“好的好的。我记住这件事。”
爸爸离开了小院后走得很快。我望着他魁梧的背影，默默地跟随着他。
我们几乎把整个湖绕了一周。在一株伸向湖面的大柳树旁，居然还残留着一张破损度不甚大的长椅。爸爸坐了上去，并打个手势让我坐到了他的身边。
爸爸不用任何导语，单刀直入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梦见过她。”
“她”当然是指那老太婆。我本来呈现萎靡状态的精神为之一振。伸直了腰，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爸爸。
爸爸掏出了镀镍的烟盒，拿出香烟，点燃吸着，目光越过灰蒙蒙的没有波纹的湖水，射向对岸那门口有株合欢树的小院，更准确地说，是射向那小院屋墙上的方形玻璃窗。
“三四十年前，我有过那样的冲动：爱她，娶她。”
我仿佛不认识爸爸了，或者说，我仿佛才真正认识了爸爸。原来他这样一个人，也曾有过罗曼蒂克的情史，而且在经历了几十年轰轰烈烈、五光十色、悲壮离奇、严肃高级的政治生活之后，还能在一次睡眠中，出现有关这个湖边小院的梦境，并且幻演出当年的女郎倩影……
“那时候，我在城里搞地下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印刷所的校对，我几乎每天都要打这儿——那时候是臭水泡子，恶气熏天——路过。我每天要从那合欢树下走过，每天要从那窗户前走过——那时候那扇窗户是纸糊的格子，只有当中间一小格镶着书本大的玻璃。有一天我偶然地一瞥，正瞧见那玻璃里边有个瘦瘦的姑娘，睁着两只好大好亮的眼睛，往外看着。我和她一对眼，也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可是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不知怎么地总偶尔要闪闪地出现在我的心上。记得是个闷热的夏天，马缨花开得正盛，‘知了’拼命地叫唤着，我都走到这水泡子边上了，才发现身后有条讨厌的‘尾巴’。怎么甩掉呢？趁拐弯的机会，我一气小跑起来，可是眼前是条直道，附近也没有岔出去的小巷，倘若他们也拐过弯来，我就难以甩掉他们了——这时我眼前猛地出现了那棵合欢树，我想也没想，本能般地一步跨进了院去。仿佛在等待我似的，她飞快地出了屋，一把把我接了进去。我只觉得满屋子都是人，一股子烂棉絮发霉的气味。她也没跟我说话，只是把我拽进里屋，把耷拉到铺板下的破单子一掀，指指那下头，让我钻进去。我就钻进去了。她移来两个破陶罐挡住我，又把破单子耷拉得更低。我朦胧地听见她家里人在问她什么话，她厉声地命令说：‘都听我的！’……不一会儿，那两个特务果然找到院里来了，先是在院里吆喝，然后到别的人家搜寻，最后闯进了她家。我听见她镇静地应付着。而特务暴躁地宣称：‘眼见着他拐到你们这边来了，准窝藏在你们这左近，都得让我们搜搜！’这时候有老人**，有小孩啼哭，我听见她尖着嗓门对那两个特务说：‘搜吧搜吧，不怕招上麻风病你们就搜吧——爹，咱们家来客人啦，您还不快出来迎迎……’我听见特务们在问：‘她家是有麻风病吗？’大约是站在院里观望的邻居在回答：‘可不。我们早让她把她爹送济贫院去，省得招上我们，她非当二十五孝……’‘她们家连好猫好狗都不进，还能藏得住大活人？’那两个特务果然不再搜寻，骂骂咧咧地走了。我从铺底下出来以后，才认识了她家其余的人：瘫痪的父亲，失神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她指着我躲藏的那个铺上的父亲说：‘他不是麻风，您别怕。’我握住她的手，真心实意地感谢她，并且问：‘你为什么要救我？’她脸红了，低下头说：‘我每天见您打这外头过，我看得出您是个好人。’我跟她告别以后，就向地下党汇报了出现的情况，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职业，搬了住处，不再每天从那儿过了，可是当情况不那么紧急时，我也曾回到那儿看望过她一家。我觉得，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为了使她和她一家那样的群众，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从她家里出来，我心里头萌动过这样的念头，我应当爱她，甚至娶她……”
爸爸手上的香烟白白地燃烧了好长一截，燃过的烟灰并不立即掉下，仍旧连在未燃的部分上。袅袅的白烟掠过了爸爸的脸庞。爸爸的表情是复杂而难以形容的。
我似乎有许多话要问要说，可又问不出说不出。
“再后来，冲动过去，我渐渐地把她和她那一家人都淡忘了。今天我才重新找到了她。她还住着那两间房子。当然，房管局给修理过，小有改进。可这不符合当年我的理想，我是要让她和她那样的城市贫民，不到成为老头老太婆就住上新楼的……更没想到她那老三进了劳改农场。我们夺了反动派的权，搞了三十多年，可她家还只能看别人转让来的小尺寸旧电视，她的老疙瘩闺女还得继续待业……我们对不起她和像她家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如果再不总结教训，那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人？”爸爸说到这里，声调里显露出一种真诚的沉痛感。
我的心难得地被打动了。我仿佛是补充似的说：“可她和像她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怨恨你们。她们还盼着你们给修湖边的铁栏杆，像解放那时候一样，三个月里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爸爸站了起来，他弹掉烟灰，猛吸了一口，大步朝通向小轿车停放处的小街走去。我跟随着他。我几年来头一次觉得自己的心和他的心紧贴在一起。
汽车在繁华的街道上行驶着。我和爸爸没有交谈，各自想着心事。我们大概想得不会相差太远。
我想，待那株合欢树叶盛花茂之时，我还要去那个小院……
1980年3月4日写于垂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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